“后面的同学能听得清楚么?那我干脆就站着讲。”75岁的柳传志从主办方很暖心地为他准备的座椅上站起来,走向讲台,有同学也因此喝起彩来。 1月9日晚,“改革先锋进校园”主题宣讲活动走进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,报告厅坐满了年轻的学子,一些来得稍晚的同学干脆在台前席地而坐,或者站在了过道里。 “从历史角度来看,咱们可能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,杜甫跟李白也差了老大岁数,但他们俩人认识。见过面,就是同一时代的人”。柳传志这样说到。虽然演讲者和听众的平均年龄至少相差了50岁,但这场交流会却没有违和感,掌声和欢笑声环绕在人们身边,青年才俊和老一辈创业者之间的互动,使得寒风中的雁栖湖似乎也变得春意盎然。 “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特别幸运,因为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看,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飞跃。我比大家格外幸运,是为什么呢?因为你们只是看见了在飞跃上面那段,我是抗战时期生人,亲身经历过中国弱到任人欺凌,穷到令人心酸的日子。78年的时候,中国的整个生产总值大概3000多亿人民币,现在多少?82万亿。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,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,真的,咱们真的太幸运了。”这是柳传志的真情实感,他也把这些真情实感,送给了在场这些冉冉升起的年轻人。 “奔日子的人”——这是他给自己淳朴的定位,也是他今天分享的主题。 奔日子的人 “奔日子”和“过日子”都没什么错。绝大多数的人,都还是属于过日子这种类型的,但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能够发展,推动往前进的主要力量那应该是奔日子的人。 奔日子本身,就要不断地挑高自己追求的目标,不断地经受各种考验和打击,承担很多风险,然后咬着牙往前走,实现一个目标又一个目标,所以对这个人不仅要有意志品德上的要求,而且也要有能力上的要求,当然还有很多风险。 在“奔日子”的路上,风风雨雨,九死一生,34年过去了,柳传志依然历历在目。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,他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说给了年轻人。只有真实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,因而也最会打动人心。 今天,小编就分享其中的几个故事。 要有理想,但不能理想化。 奔日子的路上,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,要志存高远,同时也得脚踏实地。只有想办法一个个解决问题,一步步站稳脚跟,才有机会去实现心中的梦想。 绕道香港,获得生产批文 1984年联想创办,1985年上半年我们就被骗走了14万。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活下来。我卖过旱冰鞋,卖过电子表,都赔了钱,最后靠出卖技术劳力、开发的联想式汉卡以及代理AST电脑积累了一些资金,终于有可能去实现我们的梦想——做自有品牌的电脑。 但是当年,在中国做制造型业务,必须得有相关部门的批文,但联想不算体制内企业,拿不到,怎么办?我们就绕道香港,在香港买了个小作坊,从国内调来了几个研究人员,研发了主机板、声卡和显卡。但是去哪里卖呢?只能通过参加国际博览会卖给外国人。有一年我们参加拉斯维加斯展会,有几位中国电子部的官员去考察。他们突然发现,在茫茫的外国企业中,竟然有中国人说话,而且还是北京口音,但摊位上写的是香港联想。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北京中科院的企业,“你们是在香港生产?卖得出去吗?”,“卖得出去,一年大概能卖2000多块板。”这位官员听了非常高兴,回国以后,才给联想发了生产批文,就这样,联想在国内才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。后来,我们从推出自有品牌的电脑,到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、亚太第一、直到全球PC第一,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。 奖金税和一次警告 联想创业之初,遇到的最大困难还包括了政策风险。那就是,我们国家当时走的是市场经济的道路,但使用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体制法规,这之间就会产生很多碰撞。 我自己曾经受过一次警告。1987年,我们的代理业务做得挺好,到年底发奖金的时候,根据契约,我们的销售负责人的奖金就高达6400多块钱。6400块在当年是大数目,当时我的工资大概是90多块钱一个月。而且我们要奖励的是一个部门,算算大概要发20万左右。但问题是什么呢?当时国家有一个“奖金税”,是当你发出的奖金超过本人月工资3倍,就要交300%的税金。我们一开始不懂,于是就开始研究。三条路:第一,把奖金坚决发了,把税坚决交了,明年咱们不办了,因为流动资金没了;第二,跟销售部的人说,大家做得很好,钱是应该发的,但是呢,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,这个钱以后一定会给大家补上,但这个话我特别不愿意说,也会打击大家的积极性;第三条路,也是中关村很多企业的做法,就是不入帐,拿支票换现金,不交税。但这是违法的。我想了半天,很不幸地就选择了第三条路。不幸在哪儿呢?我们换钱的单位第二年因为别的事东窗事发,结果把我们这件事也抖出来了。我就因为这个做的检查。但后来也不太惭愧。因为过了没几年,这项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就取消了。 巨轮和扁舟之间的较量 90年以前,我们的国家靠进口批文和高关税保护民族工业,但发展的效果并不好。长城是当时我们行业的老大哥,机器价格跟国外的一样贵,但是质量上,一台机器的平均稳定时间不到十个小时。电脑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发展,所以国家决定在电脑领域打开国门,让国外的电脑进来,国内的电脑公司措手不及,受到巨大冲击,著名的长城0520,93年一年就灰飞烟灭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之前完全不是按市场规则办的,价格是国家定的,机器是国家分配出去的,完全不是按市场激励来的,所以一冲击一下就垮了。 当时中国有四间还算是有点名气的企业,长城、东海、浪潮,最小的一家是联想。跟国外巨头相比,真好比是万吨巨轮和一叶扁舟。那年我一着急,就病到了海军医院。在医院里,我反复跟大家研究以后,认为先别跟别人比,先把自己的问题梳理清楚。于是才有了后面从组织架构到业务模式上的彻底改造,情况果然就发生了大的变化。 被反对的复出 2004年,联想集团宣布并购IBM全球PC业务。宣布当天,来了很多记者,都热烈鼓掌,我也受宠若惊。一位记者老朋友上来握着我的手说,“老柳,我们真佩服你们的勇气。你们死了也值了!”说明这件事真的没有人看好。并购前,我们梳理出几大问题,包括品牌的风险、人员流失的风险和文化磨合的风险,后面,果然在文化磨合上出了问题。 2008年金融危机为导火索,联想集团Q3、Q4季度出现了大幅亏损。外国CEO的短期行为与元庆产生了激烈矛盾,情况危急,董事会集体要求,元庆担任CEO,我必须回来继续担任董事长。那年我已经快70岁了,血压也不太好,全家人、特别是我爱人坚决反对。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联想集团。我主要就做了两件事,第一,帮助元庆重新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,用班子的方式议事决策;第二,重塑企业文化。特别是说到做到,想清楚你再承诺,承诺以后就要兑现。 那年我到欧洲去考察工作,特别到了德国,为什么到德国呢?因为德国那个总经理永远是完不成任务最多的,但年年都能过关,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他。他是一位老先生,很斯文儒雅。 我:“你的指标老完不成,那为什么定那么高?” 他:“是CEO要我定的。” 我:“那你完不成为什么要答应他呢?” 他:“那是我对CEO的尊重。” 我:“那完不成,为什么不惩罚你呀?” 他:“那是CEO对我的宽容。” 一个尊重,一个宽容,结果什么事都做不成。 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,联想的发展就变得非常好,连续17个季度在全球主要PC厂商中保持最快增长。2011年,我再次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,回到联想控股。 学习能力的提高,是要把聪明变成智慧。 要实现高远的目标,真不是心里想就能有的,还必须要有这个能力。对于学生来说,学习有三类,三类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,二类是更注意学习方法,一类就是注意学习方法连带设计自己的人生。 牢记做事的目的-物价局的罚款 人们在工作中、念书的时候,有时候会被中间的过程带偏,而忘了根本的目的。因此,做一件事,一定要记得最归根结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 1987年,联想做汉卡的时候,就遇到过一件事。汉卡的价格制定,物价局就是看你的成本,比如电路板花了多少钱、元器件花了多少钱、多少工资等等,然后再加20%就是这款产品价格,超过了就是违法。完全不考虑人的智力投入,人的经验积累的成本。现在都知道这是多么不合理。 这么一来,因为涉及“暴利”,联想一下子就要被罚100万,在1986年我们全年的利润也就几十万。一些新加入公司的年轻人就出主意说,让公司开一个新闻发布会,向外边说明这件事儿有多么不合理,向物价局提出挑战。 我仔细想了这件事,后来对这些年轻人说:“咱们的目标不还是为了办好企业嘛。试图帮助国家调整政策、改进执法、帮助个别政府工作人员改正态度,那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的目的是好好把自己的企业办好,扣住这个目的就没错。”于是,我们就拼命地恳求、说明,最后罚了40万。 这件事儿对后来的联想非常之重要,因为这种矛盾比比皆是。 学会“拐大弯”-股份制改造 好比开车时,前面有一个死角,自己又没注意到,猛一拐就容易翻车。但是如果能够提前知道,徐徐地绕着开过去,就不会出事。这一点非常考验领导者。 联想一开始是100%科学院投资的企业,1993年,我们开始跟中科院讨论股份制改造的问题,当时的周光召院长非常支持,他认为高科技企业是人办的,企业骨干就应该有股份,不过科学院没有这个权利。但是中科院可以给予我们奖励,最终批准把企业每年利润的35%奖励给员工。我们一直没动过这笔奖励的钱,一直攒着,只是告诉大家现在有了这个钱和打算如何分配。 到了2001年,改革进一步深化,时机到了。李岚清副总理亲自批准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请示,同意拿联想做试点,同时财政部的要求是,员工可以拥有股份,但是需要拿钱买。 幸亏我们提前老早就把钱攒上了,于是用这8年应分未分积累的资金,买下了这35%的股份分给了员工。这件事虽然也有运气的成分,但确实也是提前看到了,而且坚决要做这件事情。 学会“拐大弯”-2000年的变革 另一个例子在2000年,这一年我把联想集团一拆为二,自有品牌业务就是现在的联想集团,代理分销业务就是现在的神州数码,而我自己退出来,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——投资。 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?因为我确实亲眼看到了80年代到九几年之间,大量电脑行业的企业垮了,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垮了。创新肯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,但对企业来说,确实也会面临巨大的风险。企业不创新,是坐以待毙,而创新就有可能因为经受不住风险而死掉。怎么办?你就要把你的基础加厚,某一部分往前冲了,即使是死了我后边还有基础,我还可以重新再来。于是,我们从创办风险投资公司开始,又先后进入了PE、天使投资和战略投资领域,目前总共投了有800家企业,其中高科技企业大概有300多家。 如果没有当年另辟蹊径, 2004年联想集团要并购IBM PC的时候就很可能被员工持股会否决,因为员工们可能并不愿意去冒可能失败的风险推进这次收购。但因为有了联想控股,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,这个重大决策最终得以通过。否则,联想集团在面对挑战发生波动的时候,阵脚很可能立刻就乱了。未来这个世界不确定性会非常大,所以在有能力的时候往前抢一步,为拐大弯做好一些准备,不管对企业还是个人都是很重要的。 转自:联想控股微空间 |